第五百零六章 来自后世的延寿方
“于一个国家而言,户口版籍的重要性,丝毫不逊色于甲兵。一些蠢材脑子里装满了肌肉,认为只有军伍为天下第一要紧,这种人最适合到北虏,跟那些逐水草而居一言不合就动刀杀人的家伙混在一起,不要说管理天下,就连一府一县都管理不了,既不懂得治国也不懂在盛世生存。养兵需要钱粮,连自己的户口版籍都搞不懂,又哪来的钱粮?又去哪抽丁派役?”
张府书房内,张居正望着范进,也在反复推敲着他的建议。虽然条陈已经递了上去,多半也会批复,但是张居正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。从以开始看到条陈种的第三条,他就有些吃不准,自己最终向女儿妥协,允许其嫁入范家的举动到底是对是错。
原本在他看来,范进属于自己门下最出色的头马,最锋利的快刀,可是现在看来就觉得有些像震天雷,自己都有些吃不准能不能保证他不出纰漏。这不能怪张居正胆小,而是范进的安排让胆大如张居正者,都不由得心生迟疑。
事实上所谓穿越者远超时代的见识所能发挥的作用,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作为一个疆域万里的帝国,大明朝的行政体系规则制度未必完美,但都是立足于大明当下的实际情况所制定。
这些制度的设立既参考了大明当下的社会实际,也考量了目前科技水平限制以及工作人员的实际能力。很多时候人们看上去的笨办法,只是当下这个时代所能采取的方略里最不坏的那个,或是最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定皇帝统治的那个,更好的办法不是想不到而是实施不下去。
以明朝户口制度为例。在当下而言,统计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收税以及派役,其他的因素压根不考虑,所以朝廷对户口田亩不是不重视,而是制度摆在那,跟时代脱节太大。
朱元璋立国之初,将江宁玄武湖包围起来,设立黄册库,以重兵看守。为保证黄册真实有效,更是下达圣旨: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,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,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。比着的便是好百姓,比不着的,便拿来作军。比到其间,有司官吏隐瞒了的,将那有司官吏处斩。百姓每自躲避了的,依律要了罪过,拿来作军。
如此可知,当初大明对于户口的重要性非常清楚,也特别在意。对于后湖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意义,心里也有数的很,按照官员说发为:后湖藏天下黄册,载户籍事产,实国家重务,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。
黄册每十年一造,地方调查更新后送交后湖,由江宁国子监监生负责驳查,防止疏漏篡改。在洪武、永乐时代,这种方法却是保证了国家对于基层的把握,也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,起到了亿万载根本的作用。但是到了万历时代,这样的手段就行不通。
先是人员上,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,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,完成不了驳查要求,只能从外面雇人。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,就是一笔惊人数字。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,每到驳查之年,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,用来支付驳查费用。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,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,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,自然没人欢喜。
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,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,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,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,就为了省心。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,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。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,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。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,朝廷无从掌握。
范进的办法,就是从这一条入手,既然黄册失效,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。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,张居正的铁腕手段,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。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,再搞一次全国普查,编造黄册,认真驳查一次。在这之后,就不再编纂黄册,所有户口田地,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。
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。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,这个时候一家五口,到了一百年后,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,根本执行不下去。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,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。以他对范进的了解,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,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: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。
减税的真正要点,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,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。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,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。换句话说,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。
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,家里丁口多,就由力量服役纳税。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,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,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,按照土地收税,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。
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,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,名下没有一分田地,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。随后,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,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。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,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,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。
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,田骨田皮两分,按谁来统计?如果统计的不准确,势必造成税收不公。再者,优免制度提高后,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,像是江西、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,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,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,这些也是问题所在。
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,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,也就是说,在黄册编好之后,不管开出多少新田,都属于自己,其产出跟朝廷无关,只要有能力开田,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。
在此之前,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,开出若干田地,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。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,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,想出来的裱糊手段。
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,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,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。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,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,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,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。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,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,还是开发多少新田,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。
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,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,但整体而言,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。虽然赋税高的吓人,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,两下分摊,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。换句话说,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,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,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,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。
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,这也是个好事。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,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,开了这个口子,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,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。
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,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。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,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,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,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。
吞下这个香饵,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。总不能说只要优免,不许重定黄册,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。苏松欠税抹平之后,重新厘定赋税,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,既然如此,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,他们也没法阻止。
范进的这个建议,既是个革新,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。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,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。地方上清查田地,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,彻底得罪他们,地方没法行政。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:过去的黄册不看,未来的账目不改,这次你报多少就是多少。
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光的田地,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洗白,对于士绅来说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优免田地数字提高后,还能少报一部分田,有这些妥协的空间在,愿意配合工作的人总归是多数。
至于少数顽固的死硬派,当然也会存在。对这种人范进的态度也很简单,杀鸡儆猴。张居正不是活菩萨,为推行新法杀几颗人头或是搞垮几个家族,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。真正让张居正考虑的,还是改变了大明已经推行多年的赋税方法,把丁税改为亩税之后的后续影响。
“老泰山,我大明的法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。丁税之害老人家心知肚明,是以才推行一条鞭法以虎头鼠尾册派役,就是为了取消按丁派役这种不合时宜的规矩,让老百姓可以安心留在家里种田。从虎头鼠尾册的方法看,您还是想要把丁税摊到亩税里。这样做未必公平,但起码可以给最下面的人留一口饭吃,给他们一个出路。只要他们都安心在田里耕作,朝廷就不用担心没有粮食收成,更不必担心这些人会放下锄头拿起刀,谋反叛逆。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割一些人的肉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割一些肉,让最下面的人有饭吃,我们自己才能继续吃肉。否则的话,就连锅都会被砸烂。咱们要想自己吃好住好过好日子,首先要做的,就是护住这个锅,别让人把锅砸烂,也要保证锅里始终有米。”
“我们既要取信于士绅,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真的不给他们活路,更要取信于百姓,让黎民百姓相信,朝廷是为了他们好,要给他们一条活路。过程里少不了谈判,妥协,退让。制度永远只是制度,到了落实的时候,一定会变化、走样甚至阳奉阴违。但是有老人家在,其他人总会有个顾虑,这些新法至少可以在几十年内不至于走样。只要它们能推进几十年,就能为大明造福几百年。虽然不能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,但起码可以保证内无大盗,仓有积粟。”
“至于过程里一些不公平之处,日后也可以设法改进,只要能推行下去,将来就有机会精益求精。小婿以前就说过,变法不是朝夕之功,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。我们把黄册重新整理好,给大明留一份勉强可以作为依托的户口版籍,未来的话,时移事易,可以再行调整。但是不论如何,保证丁口繁衍,不将百姓视为税源的思路不能变。只有保证这一点,才能让官吏不再视百姓为财源,百姓的心里也舒坦一些,心里不再怨恨官府。没有田的就没有税,给人当佃户或是当帮工都可以,朝廷也有的是地方用人。他们有了活路,就不想着谋反,我们这口锅,也就不怕被人砸坏。”
张居正长叹一声,“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,大明朝那么多聪明人,也不是都看不懂。但是看得懂不等于就愿意割肉,毕竟这口锅是大家在吃,割自己的肉总觉得不甘心。大家都这么想,最后没人做事,该糜烂的还是糜烂下去。历代先贤变法多败,不是因为身边的人笨,看不出危机,但是一想到要割自己的肉,心里就不欢喜。这么多人一起反对的事,最终又怎么可能不出毛病?老夫以亩产代替丁口,距离你想的摊丁入亩确实只有一步之遥,但是自古以来,不知多少人就倒在这一步之上,壮志未酬前功尽弃。老夫看得出来,你这个方略既是要为大明延寿,也是要给天子释疑,证明老夫无意营私,也不想培植党羽。君臣之间,要用这种手段来争取信任,退思对于陛下是不是有些误解?从设立学校到现在的条陈,退思既是在为国出力,同时也是在和天子斗智,君臣之间到了这一步,总不是社稷之福。”
范进道:“老人家心中,天子是何等样人?”
“中人之姿,所以才更要严加管教。年纪尚轻,于是非善恶并不分明,才要身体力行,让天子明白何为世间正道。但不管如何,君臣名分在此,臣侍君总归要以忠为主。即使为了大局,不得不用些心机,但心中依旧要牢记自己的身份,不可在心中对君王不忠,想着欺君舞弊,以小聪明愚弄君上,那便不是个忠臣所为。”
“小婿明白。但愿是小婿误解了陛下。”
“不管是不是误解,你都要记牢,我张家的女婿,必须永远忠于陛下,不管到了什么时候,都不能生出异心,否则老夫第一个就不饶你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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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府书房内,张居正望着范进,也在反复推敲着他的建议。虽然条陈已经递了上去,多半也会批复,但是张居正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。从以开始看到条陈种的第三条,他就有些吃不准,自己最终向女儿妥协,允许其嫁入范家的举动到底是对是错。
原本在他看来,范进属于自己门下最出色的头马,最锋利的快刀,可是现在看来就觉得有些像震天雷,自己都有些吃不准能不能保证他不出纰漏。这不能怪张居正胆小,而是范进的安排让胆大如张居正者,都不由得心生迟疑。
事实上所谓穿越者远超时代的见识所能发挥的作用,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作为一个疆域万里的帝国,大明朝的行政体系规则制度未必完美,但都是立足于大明当下的实际情况所制定。
这些制度的设立既参考了大明当下的社会实际,也考量了目前科技水平限制以及工作人员的实际能力。很多时候人们看上去的笨办法,只是当下这个时代所能采取的方略里最不坏的那个,或是最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定皇帝统治的那个,更好的办法不是想不到而是实施不下去。
以明朝户口制度为例。在当下而言,统计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收税以及派役,其他的因素压根不考虑,所以朝廷对户口田亩不是不重视,而是制度摆在那,跟时代脱节太大。
朱元璋立国之初,将江宁玄武湖包围起来,设立黄册库,以重兵看守。为保证黄册真实有效,更是下达圣旨: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,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,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。比着的便是好百姓,比不着的,便拿来作军。比到其间,有司官吏隐瞒了的,将那有司官吏处斩。百姓每自躲避了的,依律要了罪过,拿来作军。
如此可知,当初大明对于户口的重要性非常清楚,也特别在意。对于后湖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意义,心里也有数的很,按照官员说发为:后湖藏天下黄册,载户籍事产,实国家重务,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。
黄册每十年一造,地方调查更新后送交后湖,由江宁国子监监生负责驳查,防止疏漏篡改。在洪武、永乐时代,这种方法却是保证了国家对于基层的把握,也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,起到了亿万载根本的作用。但是到了万历时代,这样的手段就行不通。
先是人员上,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,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,完成不了驳查要求,只能从外面雇人。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,就是一笔惊人数字。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,每到驳查之年,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,用来支付驳查费用。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,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,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,自然没人欢喜。
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,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,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,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,就为了省心。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,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。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,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。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,朝廷无从掌握。
范进的办法,就是从这一条入手,既然黄册失效,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。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,张居正的铁腕手段,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。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,再搞一次全国普查,编造黄册,认真驳查一次。在这之后,就不再编纂黄册,所有户口田地,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。
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。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,这个时候一家五口,到了一百年后,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,根本执行不下去。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,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。以他对范进的了解,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,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: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。
减税的真正要点,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,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。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,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。换句话说,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。
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,家里丁口多,就由力量服役纳税。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,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,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,按照土地收税,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。
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,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,名下没有一分田地,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。随后,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,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。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,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,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。
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,田骨田皮两分,按谁来统计?如果统计的不准确,势必造成税收不公。再者,优免制度提高后,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,像是江西、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,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,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,这些也是问题所在。
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,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,也就是说,在黄册编好之后,不管开出多少新田,都属于自己,其产出跟朝廷无关,只要有能力开田,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。
在此之前,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,开出若干田地,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。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,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,想出来的裱糊手段。
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,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,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。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,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,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,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。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,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,还是开发多少新田,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。
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,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,但整体而言,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。虽然赋税高的吓人,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,两下分摊,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。换句话说,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,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,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,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。
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,这也是个好事。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,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,开了这个口子,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,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。
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,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。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,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,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,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。
吞下这个香饵,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。总不能说只要优免,不许重定黄册,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。苏松欠税抹平之后,重新厘定赋税,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,既然如此,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,他们也没法阻止。
范进的这个建议,既是个革新,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。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,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。地方上清查田地,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,彻底得罪他们,地方没法行政。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:过去的黄册不看,未来的账目不改,这次你报多少就是多少。
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光的田地,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洗白,对于士绅来说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优免田地数字提高后,还能少报一部分田,有这些妥协的空间在,愿意配合工作的人总归是多数。
至于少数顽固的死硬派,当然也会存在。对这种人范进的态度也很简单,杀鸡儆猴。张居正不是活菩萨,为推行新法杀几颗人头或是搞垮几个家族,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。真正让张居正考虑的,还是改变了大明已经推行多年的赋税方法,把丁税改为亩税之后的后续影响。
“老泰山,我大明的法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。丁税之害老人家心知肚明,是以才推行一条鞭法以虎头鼠尾册派役,就是为了取消按丁派役这种不合时宜的规矩,让老百姓可以安心留在家里种田。从虎头鼠尾册的方法看,您还是想要把丁税摊到亩税里。这样做未必公平,但起码可以给最下面的人留一口饭吃,给他们一个出路。只要他们都安心在田里耕作,朝廷就不用担心没有粮食收成,更不必担心这些人会放下锄头拿起刀,谋反叛逆。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割一些人的肉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割一些肉,让最下面的人有饭吃,我们自己才能继续吃肉。否则的话,就连锅都会被砸烂。咱们要想自己吃好住好过好日子,首先要做的,就是护住这个锅,别让人把锅砸烂,也要保证锅里始终有米。”
“我们既要取信于士绅,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真的不给他们活路,更要取信于百姓,让黎民百姓相信,朝廷是为了他们好,要给他们一条活路。过程里少不了谈判,妥协,退让。制度永远只是制度,到了落实的时候,一定会变化、走样甚至阳奉阴违。但是有老人家在,其他人总会有个顾虑,这些新法至少可以在几十年内不至于走样。只要它们能推进几十年,就能为大明造福几百年。虽然不能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,但起码可以保证内无大盗,仓有积粟。”
“至于过程里一些不公平之处,日后也可以设法改进,只要能推行下去,将来就有机会精益求精。小婿以前就说过,变法不是朝夕之功,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。我们把黄册重新整理好,给大明留一份勉强可以作为依托的户口版籍,未来的话,时移事易,可以再行调整。但是不论如何,保证丁口繁衍,不将百姓视为税源的思路不能变。只有保证这一点,才能让官吏不再视百姓为财源,百姓的心里也舒坦一些,心里不再怨恨官府。没有田的就没有税,给人当佃户或是当帮工都可以,朝廷也有的是地方用人。他们有了活路,就不想着谋反,我们这口锅,也就不怕被人砸坏。”
张居正长叹一声,“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,大明朝那么多聪明人,也不是都看不懂。但是看得懂不等于就愿意割肉,毕竟这口锅是大家在吃,割自己的肉总觉得不甘心。大家都这么想,最后没人做事,该糜烂的还是糜烂下去。历代先贤变法多败,不是因为身边的人笨,看不出危机,但是一想到要割自己的肉,心里就不欢喜。这么多人一起反对的事,最终又怎么可能不出毛病?老夫以亩产代替丁口,距离你想的摊丁入亩确实只有一步之遥,但是自古以来,不知多少人就倒在这一步之上,壮志未酬前功尽弃。老夫看得出来,你这个方略既是要为大明延寿,也是要给天子释疑,证明老夫无意营私,也不想培植党羽。君臣之间,要用这种手段来争取信任,退思对于陛下是不是有些误解?从设立学校到现在的条陈,退思既是在为国出力,同时也是在和天子斗智,君臣之间到了这一步,总不是社稷之福。”
范进道:“老人家心中,天子是何等样人?”
“中人之姿,所以才更要严加管教。年纪尚轻,于是非善恶并不分明,才要身体力行,让天子明白何为世间正道。但不管如何,君臣名分在此,臣侍君总归要以忠为主。即使为了大局,不得不用些心机,但心中依旧要牢记自己的身份,不可在心中对君王不忠,想着欺君舞弊,以小聪明愚弄君上,那便不是个忠臣所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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