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3章完结
广告,电视,小说,到处都能看到天使一样的孩子,英姿飒爽的母亲,仿佛一切都可以信手拈来,轻轻松松。所有现实的细节和艰难被当成琐碎,套路,甚至狗血,所有人都想看爽文大女主,而且也难怪人们这样,难得有一部真正描写单身妈妈的电影,就连她这个单身妈妈都不忍卒睹,最多也就只能成为冷门佳片。
“可是你就做到了。”齐宋果然不懂。
分明是种赞美,关澜却莫名有些生气,说:“是啊,我做到了,但你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?”
他可以察觉到她的情绪,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忽然觉得自己也许根本不该开始这场对话,只是聊聊晚上吃了什么,提醒她早点睡,多好。
“我非常非常幸运,有我父母站在我身后,有一个足够好的童年做我的底气,”但关澜继续说下去,“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,而且哪怕像我这样的,也是千辛万苦才走过来,也觉得很难,难到有很多次想要放弃,甚至差一点就放弃了。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,也不会批评别人为什么不跟我一样,或者去质问他们,为什么我做得到,你做不到?”
她第一次这样对他说话,脱口而出便有些后悔。是因为她觉得齐宋并不是那种站在高处随便指点的人,他的批评,他的质疑有其他的原因,也因为像他们这种没有负担的自由的关系,实在不适合谈到这样的话题。
“关澜……”电话那边,齐宋忽然叫她的名字。
那语气让她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,后来却又迟迟没再开口。
“……周末再见吧。”她又对他说了一遍,只是这一次,更像是叫了暂停。
“好,周末再见。”他也对她说。
电话挂断之后,两个人仍旧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原本的姿势,继续站在各自的窗前,一个在南郊,一个在滨江,看着外面同一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夜景。
约定了周末再见,结果并没等到周末。第二天,文家花园的案子便有了新进展。
因为涉及名门之后,以及一座历史建筑,A市过去类似的遗产纠纷有不少都成了优秀案例,市西区法院民庭的经办法官可能也有这样的打算,提前约了一次调解,希望各方当事人先碰个头,了解一下各自的诉求。
接下来的两天,齐宋和关澜根据上一次与娄先生见面时的谈话,做了各方面的法律研究、判例和证据的准备。直到调解之前的那天晚上,又通过视频,与娄先生,还有文千鸿见了一面。
视频画面中,关澜看到这个十三岁的男孩,脸庞已经有了些成年人的轮廓,上唇好像洗不干净似的一点唇髭,同时又有着孩子的五官,稚气未脱。
简述了调解的流程,以及可能涉及到的问题,齐宋又对娄先生说:“其实我跟关律师是可以完全代表的,真的要让千鸿也出席吗?”
关澜听见,有些意外。这个问题她当然也有顾虑,只是没想到齐宋会先提出来。他不像是在乎这一点的人。但转念又觉得,他很可能恰恰是最在乎这一点的。
娄先生那边还未作答,文千鸿先开口了,说:“是我想去,我跟娄爷爷提出来的。”
“为什么?”齐宋问。
文千鸿回答:“真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,我总得当面看看人吧。”
“多久没见过了?”齐宋又问。
没有说是见谁。既然文千鸿不用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那样的称呼,他便也照着这样子说下去,毕竟文千鸿才是他的委托人。
文千鸿自然知道问的是谁,答:“其实也没多久,太婆大殓那天在殡仪馆看见过的,哭得老伤心了。”
语气平常,却又带着一点讽刺。
齐宋听着,忽然觉得熟悉。
次日,市西区法院民一庭。
“文家花园”的遗产纠纷一案牵涉到多方,这一次调解,除了遗嘱执行人娄先生和文老太太指定的继承人文千鸿之外,还来了长子方面的代表律师,以及文千鸿的父亲文涛。
文涛此人四十多岁,长得白净体面,走进调解室时与在座诸位点头打了个招呼,也包括文千鸿,态度不像父亲,倒更像是兄弟,随后便与自己的律师一起在对面坐下了。
会议开始,法官先从最简单的部分说起。
文家次子1971年支边,户口迁往西藏,现在根据从当地调取的档案,有明确的失踪,以及后来认定死亡的记录,而且生前没有结婚生育,此后五十余年也无人主张代位权利。这一点其余几方都没有异议,就这样过去了。
而后又说到长子要求恢复产权和继承权的要求。其律师表示,长子一家因为疫情的原因未能回国奔丧,由他全权代理,详细的时间线被整理出来,也提供了相应的文件书证——民国时的出生纸,老地契,离开上海赴香港的出境证明,还有后来的两次声明……
长子1942年生人,1955年以奔丧为由随亲戚赴港,后赴美留学。
1985年,政府发还房产,长子出具声明,表示文家花园由其父母与胞弟居住,因自己长期留居国外,决定放弃全部房屋权利,其中包含他作为房屋产权人之一的权利,以及放弃对其父母部分的继承,并同意更改户名。这份声明在其居住地办理了公证手续,且经过了当地中国领事馆的认证。
2010年,文老先生去世,长子又通过其子女才向文老太太表达了不放弃继承的意思,这一次同样出了一份声明,也办理了公证和领事馆认证。
因为只是庭前调解,法官不会明确说出自己对案件的确定性意见,毕竟还没有完成合议和判决。但讲到的几个参考案例,比如2005年巨鹿路葛家花园,2006年愚园路严家花园,都是关澜之前重点提过的,调解的方向也不出她的所料——法官更倾向于认为长子对房产并无实际出资,而且撤销弃权声明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合理时间,也未能得到文老太太的同意。
齐宋不禁赞叹她对判例和法庭态度的把握,看娄先生的表情,应该也有同感。
最后,又轮到文涛。
文涛的律师先开口,说:“孙辈虽然不是法定继承人,但如果其父母先于祖父母死亡,既触发代位继承,文涛可以代位其父亲继承祖父母的遗产。”
娄先生作为执行人表示反对,说:“根据文老先生和文老太太遗嘱的内容,两个人都先后清楚地表达了取消文涛继承权的意思,这一点肯定要尊重逝者的吧。”
法官也认为这部分表述没有问题,说:“继承人的范围、顺序和继承份额都是可以通过设定遗嘱改变的,哪怕是法定继承人。”
但文涛显然不能同意,在旁边推推他的律师,催人家快点反驳。
律师看看他,说:“文涛先生的意思是,这份遗嘱显失公平,应当认定无效。”
这话其实已经有些牵强,法官果然回答:“遗嘱处置的是自己的财产,并没有一定要保证公平的必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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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你就做到了。”齐宋果然不懂。
分明是种赞美,关澜却莫名有些生气,说:“是啊,我做到了,但你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?”
他可以察觉到她的情绪,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忽然觉得自己也许根本不该开始这场对话,只是聊聊晚上吃了什么,提醒她早点睡,多好。
“我非常非常幸运,有我父母站在我身后,有一个足够好的童年做我的底气,”但关澜继续说下去,“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,而且哪怕像我这样的,也是千辛万苦才走过来,也觉得很难,难到有很多次想要放弃,甚至差一点就放弃了。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,也不会批评别人为什么不跟我一样,或者去质问他们,为什么我做得到,你做不到?”
她第一次这样对他说话,脱口而出便有些后悔。是因为她觉得齐宋并不是那种站在高处随便指点的人,他的批评,他的质疑有其他的原因,也因为像他们这种没有负担的自由的关系,实在不适合谈到这样的话题。
“关澜……”电话那边,齐宋忽然叫她的名字。
那语气让她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,后来却又迟迟没再开口。
“……周末再见吧。”她又对他说了一遍,只是这一次,更像是叫了暂停。
“好,周末再见。”他也对她说。
电话挂断之后,两个人仍旧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原本的姿势,继续站在各自的窗前,一个在南郊,一个在滨江,看着外面同一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夜景。
约定了周末再见,结果并没等到周末。第二天,文家花园的案子便有了新进展。
因为涉及名门之后,以及一座历史建筑,A市过去类似的遗产纠纷有不少都成了优秀案例,市西区法院民庭的经办法官可能也有这样的打算,提前约了一次调解,希望各方当事人先碰个头,了解一下各自的诉求。
接下来的两天,齐宋和关澜根据上一次与娄先生见面时的谈话,做了各方面的法律研究、判例和证据的准备。直到调解之前的那天晚上,又通过视频,与娄先生,还有文千鸿见了一面。
视频画面中,关澜看到这个十三岁的男孩,脸庞已经有了些成年人的轮廓,上唇好像洗不干净似的一点唇髭,同时又有着孩子的五官,稚气未脱。
简述了调解的流程,以及可能涉及到的问题,齐宋又对娄先生说:“其实我跟关律师是可以完全代表的,真的要让千鸿也出席吗?”
关澜听见,有些意外。这个问题她当然也有顾虑,只是没想到齐宋会先提出来。他不像是在乎这一点的人。但转念又觉得,他很可能恰恰是最在乎这一点的。
娄先生那边还未作答,文千鸿先开口了,说:“是我想去,我跟娄爷爷提出来的。”
“为什么?”齐宋问。
文千鸿回答:“真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,我总得当面看看人吧。”
“多久没见过了?”齐宋又问。
没有说是见谁。既然文千鸿不用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那样的称呼,他便也照着这样子说下去,毕竟文千鸿才是他的委托人。
文千鸿自然知道问的是谁,答:“其实也没多久,太婆大殓那天在殡仪馆看见过的,哭得老伤心了。”
语气平常,却又带着一点讽刺。
齐宋听着,忽然觉得熟悉。
次日,市西区法院民一庭。
“文家花园”的遗产纠纷一案牵涉到多方,这一次调解,除了遗嘱执行人娄先生和文老太太指定的继承人文千鸿之外,还来了长子方面的代表律师,以及文千鸿的父亲文涛。
文涛此人四十多岁,长得白净体面,走进调解室时与在座诸位点头打了个招呼,也包括文千鸿,态度不像父亲,倒更像是兄弟,随后便与自己的律师一起在对面坐下了。
会议开始,法官先从最简单的部分说起。
文家次子1971年支边,户口迁往西藏,现在根据从当地调取的档案,有明确的失踪,以及后来认定死亡的记录,而且生前没有结婚生育,此后五十余年也无人主张代位权利。这一点其余几方都没有异议,就这样过去了。
而后又说到长子要求恢复产权和继承权的要求。其律师表示,长子一家因为疫情的原因未能回国奔丧,由他全权代理,详细的时间线被整理出来,也提供了相应的文件书证——民国时的出生纸,老地契,离开上海赴香港的出境证明,还有后来的两次声明……
长子1942年生人,1955年以奔丧为由随亲戚赴港,后赴美留学。
1985年,政府发还房产,长子出具声明,表示文家花园由其父母与胞弟居住,因自己长期留居国外,决定放弃全部房屋权利,其中包含他作为房屋产权人之一的权利,以及放弃对其父母部分的继承,并同意更改户名。这份声明在其居住地办理了公证手续,且经过了当地中国领事馆的认证。
2010年,文老先生去世,长子又通过其子女才向文老太太表达了不放弃继承的意思,这一次同样出了一份声明,也办理了公证和领事馆认证。
因为只是庭前调解,法官不会明确说出自己对案件的确定性意见,毕竟还没有完成合议和判决。但讲到的几个参考案例,比如2005年巨鹿路葛家花园,2006年愚园路严家花园,都是关澜之前重点提过的,调解的方向也不出她的所料——法官更倾向于认为长子对房产并无实际出资,而且撤销弃权声明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合理时间,也未能得到文老太太的同意。
齐宋不禁赞叹她对判例和法庭态度的把握,看娄先生的表情,应该也有同感。
最后,又轮到文涛。
文涛的律师先开口,说:“孙辈虽然不是法定继承人,但如果其父母先于祖父母死亡,既触发代位继承,文涛可以代位其父亲继承祖父母的遗产。”
娄先生作为执行人表示反对,说:“根据文老先生和文老太太遗嘱的内容,两个人都先后清楚地表达了取消文涛继承权的意思,这一点肯定要尊重逝者的吧。”
法官也认为这部分表述没有问题,说:“继承人的范围、顺序和继承份额都是可以通过设定遗嘱改变的,哪怕是法定继承人。”
但文涛显然不能同意,在旁边推推他的律师,催人家快点反驳。
律师看看他,说:“文涛先生的意思是,这份遗嘱显失公平,应当认定无效。”
这话其实已经有些牵强,法官果然回答:“遗嘱处置的是自己的财产,并没有一定要保证公平的必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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